11月8日—9日，由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联合主办的“2024年中国效率与生产率研讨会”在南京新地酒店成功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聚焦“智能治理与经济学效率”的主题，从多角度出发探讨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如何通过提升效率和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9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张炳教授致开幕辞。张校长首先介绍了南京财经大学68年的发展历史与成就，指出南京财经大学“财经底色”“粮食特色”“工科亮色”“文体增色”的办学特色。接着，张校长回忆了中国效率与生产率研讨会的发展历程，期望与会学者能共同促进效率与生产率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在主旨报告环节，复旦大学陈诗一教授强调，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他指出，中国面临巨大挑战，需在30年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远短于全球平均53年。陈教授提出能源转型和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碳中和之路的两个根本方向。他强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要素创新性配置，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此外，数智融合技术的应用将助力能源配置效率和智慧零碳电力产业建设，是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涂正革教授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差异化的低碳发展路径与减排模式。他构建了一个统筹发展路径和减排模式的框架，通过分析2003—2016年280个城市工业数据，确定了能源结构单核驱动型、节能技术单核驱动型以及能源结构与节能技术混合驱动型三种减排模式。研究发现，东部城市更倾向于降碳，而西部城市更偏重增长，同时指出大多数城市主要依靠发展节能技术而非调整能源结构进行减排。涂教授建议，各城市应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减排模式，以实现低碳发展目标。

浙江大学龚斌磊教授在会议中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核心标志，并强调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重要性。随后龚教授以页岩技术革命和储能技术革命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龚教授强调，硬技术和软技术缺一不可，管理者和治理者应提高管理和治理效能，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南京审计大学俞宁教授强调了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性，讨论了亲社会偏好和合作行为，亲社会偏好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契合之处。俞教授在模型设定部分介绍了个体决策分析与博弈均衡分析，展示了合作博弈，包括不含社会偏好和含社会偏好的情况，讨论了囚徒困境与猎鹿博弈。最后，将亲社会行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仁本思想相契合，探讨仁本的社会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复旦大学刘志阔教授从美国企业集中度的上升趋势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研究动机出发，探讨了中国企业集中度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在1978年—2023年间的趋势，同时，研究还关注超级企业的市场势力是否增强，并测算分解中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趋势。研究发现，1978—1996年，中国企业集中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1996—2019年，第二产业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第三产业显著上升；2019—2023年，企业集中度上升放缓。

山东大学张宁教授讲述了碳减排成本的新估计方法，本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在考虑监管约束的情况下开发一个通用成本函数，保留新古典成本函数的主要优势，且不需要成本最小化假设，但研究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缺乏资本价格数据；二是将监管效果纳入模型；三是如何建立有效价格。本次研究的贡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可以在没有输入价格的情况下测量价格扭曲并估计由于这些扭曲而调整的MAC。

南京大学刘苗苗副教授汇报主题是水短缺的产业风险格局与应对，汇报从水短缺产业风险的现状格局，水短缺产业风险的应对成效和水产业网络韧性提升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进行。她指出水短缺会诱发产业缺失，水资源短缺的本质是淡水需求与可用性在时空上的不匹配。刘教授还讨论了清洁水行动的成效评估，发现发达国家水质改善的努力极大地缓解其水短缺风险，最后，她提出必须重视水质型缺水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提高用水效率和改善水质是缓解水短缺风险及其产业经济损失的最有效策略。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高昊宇教授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财务成本问题。基于双重差分法对中国的“绿色盾牌行动”（GSA）政策的研究发现：GSA导致市政公司债券利差增加了约24个基点，且这一增加并非由更多的公共融资需求或更高的当地政治风险驱动，而是由关闭保护区内的非法经济活动和扩大当地公共支出导致。此外，研究还观察到，债券期限较短和财政状况较弱的地方政府受到的影响更大。在投资者价值观分析方面，研究指出尽管当地生物多样性有所改善，但投资者对财务回报的追求超过了对生物多样性的非货币偏好。最后，高教授建议政府追求生态保护的同时要权衡债务和可持续性。

清华大学董丰教授介绍了人工智能（AI）领域股票市场的泡沫现象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潜在影响。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包含AI劳动力替代和AI部门股票市场的模型，分析了AI部门股票泡沫对最终生产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情绪冲击是导致AI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文章还讨论了静态和动态税收政策，以减轻金融摩擦并对抗股价波动。最终得出结论，AI部门股票市场的动态主要由“泡沫”驱动，而泡沫的兴起和破裂会导致实体经济的繁荣与衰退。

复旦大学宋弘教授以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切入点，剖析了内需刺激政策对家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家庭总消费，尤其是对电视、冰箱和电脑的需求弹性更大。政策对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家庭的影响存在差异，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家庭的消费增加更明显。同时，政策对家庭其他产品和服务消费产生引致需求和挤出效应。这些发现为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建议。

华东理工大学邵帅教授针对碳减排政策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决策进行了深入分析。邵教授指出，随着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双碳”目标，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因此需要做出是否进行绿色转型的决策。研究发现，一些企业选择了主动转型，通过绿色创新和绿色并购等方式提升能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而另一些企业则因配额分配宽松和低碳价等原因选择了消极应对。邵教授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决策背后的动因及其对企业环境和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优化碳市场制度设计的建议。

清华大学张达教授在汇报中讨论了企业管理实践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张教授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企业管理实践的水平与其采纳节能建议的意愿和节能效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管理实践得分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采纳节能建议，但这些建议在结构化管理实践不发达的企业中产生的节能效果更为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企业管理实践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为企业如何通过优化管理实践来实现更有效的能源利用和成本降低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武汉大学杨冕教授以中老铁路为着眼点探讨了“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所在国生态和经济的双重影响。杨教授通过将中老铁路途经县级行政区与老挝其他县级行政区进行对比分析中老铁路对老挝的生态影响，将中国与老挝的商品贸易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商品贸易进行对比分析中老铁路对老挝的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指出，中老铁路的建设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途经县域的经济增长，但并未显著影响当地的生态质量。这一发现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实证支持。

与会专家学者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我国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